《文学斗牛术》与我们时代的写作选择
文/幼文
1930年，莱里斯开始撰写自传体作品《成人之年》。这个开启他宏大的自传五部曲（《成人之年》《删除》《杂七杂八》《小纤维》《脆弱的杂音》）的作品始于一套色情小说丛书的邀约。莱里斯并没有写小说——请记住这一点——而是将古典神话中的两性故事与自己的情爱经历结合，完成了一部基于个人经验的非虚构作品。1934年，莱里斯在非洲游历两年归来，色情小说丛书已经被查禁。他重新翻出这部作品，一边酗酒，一边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一边将小册子扩展为自己前三十年的人生自传。参与法国地下文学斗争的莱里斯抽离出战前情色写作中直面生命的内容，明确宣布自己不惧于因此而面临的任何危险。于是，《成人之年》从一部情色小书走向对文学未来的严肃探讨，这很难说是莱里斯个人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什么是他的个人选择，那就是在二战大背景下试图以直面危险的文学解剖自己的生命。
作者: [法]米歇尔·莱里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东门杨
出版年: 2018-11
1946年，莱里斯再次捡起这本书，并留下了《文学斗牛术》（又译作《论作为斗牛术的文学》）的再版序。以《成人之年》为批评对象的战后人文反思贯穿全文。超现实主义的尘埃退去，作家体现出对文学反映现实、记录事实的极端追求，从而将对小说写作的不情愿上升为对小说体裁的否定。《成人之年》的意义也因而不止于美，不止于对黄金时代的描绘，而是为文学的未来提供指引。我们能从序言中读出硝烟与战火，对作家而言，他个人的战争与牺牲才刚刚开始。与莱里斯的《成人之年》同期，莫里斯·萨克斯留下了自己的巴黎日记，也即《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两位作者都身处大萧条前的巴黎黄金时代，都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也都酗酒与滥情，两本书也因而都穿梭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游荡在传说、梦境和生活的交集中。不同的是，《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限于萨克斯的时代呓语，而《成人之年》更多的是对自我的追寻。莱里斯试图进行超越其个人经验的写作尝试，也就陷入了现实主义——个人追求——与超现实主义——时代影响——纠缠的泥沼。莱里斯早早透露出他的绝大野心（这也支撑了他关于“文学道路的选择基于天性”的观点），也因而与后来参加盖世太保的萨克斯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作者: [法]莫里斯·萨克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巴黎日记(1919.7.14-1929.10.30)
译者: 张香筠
出版年: 2008-4
当下，莱里斯的写作经验是一个有趣的参照。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后，思想家和作家纷纷展现自己对疫情的观察和思考，朱迪丝·巴特勒再次呼唤全民医保，齐泽克重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二战后的人文大反思、莱里斯的转变不同，至少在现阶段，思想界似乎和各类民调展现的状况一致：从知识群体到普罗大众，疫情只是强化了人们既有的思想观念。持不同立场的人都期待自己的反对者被疫情改变，成为自己的同路人，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但民调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故事。在英国最具争议性的“群体免疫”说法公布后（且不论当时的争议是否符合事实），七成的保守党支持者支持该政策，七成的工党支持者持反对意见，一如他们对其他政府措施的态度。如果社会没有普遍的思想变化，怎么会有深刻的制度和社会变革？若干年后，史书会说这是剧变的时代，但事实可能只是国家、社会与个体在战前的命运轨道上突然加速。如莱里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青年体验，我们可能会感受到走向精神共同体的非凡氛围，但也会同时迎来一种“新鲜的事物”：贫乏。或许我们可以拿美国举例。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极化始于90年代末，在2005年后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从2005年到2016年特朗普胜选，十一年之久，极化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成为新常态。疫情之下，民众和思想者已经习惯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表述政策。11月的大选结果会告诉我们，这场危机到底有没有如弗里德曼所言，改变美国的政治文化，成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我们的讨论还缺少一个国际维度。面对疫情，齐泽克呼唤国际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意味着更紧密的国际合作。但现实如何？我们已经看到所谓二元或多元国际社会在疫情前表露了它们只是学界一厢情愿的幻影。世卫组织的言行体现了国际组织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软弱，而另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国际秩序参与者——跨国公司——在主权国家的封锁措施面前展现了脆弱。人们曾经认为，只要保持多边体制的活跃，国际法的碎片化不会影响新秩序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对新兴参与者的支持，但疫情及其衍生的防疫政策浇灭了这种乐观判断，欧盟和申根区都不能阻挡成员封锁国境。当国家从有限的分享者手中夺回对国际关系的完全主导，我们能指望那些被国内政治极化塑造和改变的政党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呢？
去年7月，当我还坐在海牙的和平宫图书馆里，受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同学对国际法的乐观判断的影响时，曾收到一位国际法庭前法官对我研究计划的死刑判决：十年前，你大可以探讨以人为主体的国际法的各种发展可能；但在当下，那些需要国际社会一致推动人权发展的政策研究，更像是run a dead horse，没有前途和光亮。疫情加剧了这一状况，从各式各样的封锁措施到对轻症患者的“抛弃”，一些政府的决策或许是“理性”的，但显然是牺牲私权与个人自由的。在那些以人权为核心价值观的国家，这种政策的出现引起了思想界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但也仅限于理论上的批判。这也和前述那位学者的观点一致，他似乎觉得这个时代的国际法研究应该从政策全面转向对社会文化的观照；但在一个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时代，这些与约瑟夫·奈所谓“最易进入实践且最有用”的“中程理论”几乎无关的思考，是无法改变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的。我们可以做阐释，做预判，但提不出解决方案。基于这种悲观认知（也为了洗刷本文的借题发挥之嫌），让我们回到《论作为斗牛术的文学》。彼时，米歇尔·莱里斯身在二战结束后的法国小镇勒阿弗尔。他在阳台上俯瞰刚恢复人间烟火的废墟，回顾曾经的热闹，感慨描写个体生命辗转的文学无关紧要。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写作经验，文学不会“置身事外”。某种程度上，莱里斯给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出路，文学的出路，所谓“将一只牛角的阴影引入到文学中来”。他在二战的废墟上说，作家应该在认知和情感的层面上，将我们现实价值体系中的罪证公布出来；在解放人的意义上，称量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重负”。同样，抗战期间，《中央日报》副刊有“与抗战无关”的论战，左翼作家往往强调文学要下乡入伍，其实“与抗战无关”本身就与抗战有关。对比同时期中国的文艺理论，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关于“暴露黑暗”论争。围绕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的社会价值，文坛和思想界有激烈的讨论，其中茅盾提到，作家只有“深入生活的核心”,才能“抉摘那些隐伏在红润的皮层下的毒痈”。当然，我不认为莱里斯的观点只是对茅盾等提到的“暴露黑暗”的高级概括。疫情会过去，写作不会一直暴露黑暗，但一定会一直直面生命。莱里斯主张的是，作家自己要完全“介入”文学，而文学又必须反馈于最本真的现实；既然作家已经与文学为一体，而写作又基于个人经验，因而这种反馈其实是对作家生命的解剖。那只牛角隐喻的是现实的危险，也是作家的生命。它象征着将对战争与牺牲的思考铭刻在个人创作中。全民点起蜡烛的那晚，全民转载同一篇文章的那晚，许多人说“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莱里斯告诉我们，在无法改变时代的情况下，可以如何在写作中“永不忘记”。莱里斯认为，文学是最没有危险的出路。哪怕是占领区的文学斗争，真正能造成作家肉体毁灭的，也“需要将其放置在它所介入的更加普遍的斗争中来看待”，甚至“斗争是独立于写作之外的”。直面生命写作，作者可能面临众叛亲离，可能面临道德危机，可能面临思想罪的指控，但当我们以牛角比喻时，这些危险并不像斗牛士面对的公牛那样直接和致命。毕竟，这只是出路，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决方案”；它可以解放自我，但不能重塑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作者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时代的坠落无法避免，你会寻找逆其下行的出路吗？为了这种不会改变结局的出路，你愿意冒这“微不足道”的风险吗？当然，这种“微不足道”，在一些社会，也可能是压在人身上的一座山——虽然，它也可以被表述为“一滴泪”。